《三国演义》中邓艾的军事指挥艺术

摘 要：本文通过剖析段谷之战、祁山斗阵、偷度阴平等战役，从先谋后战的用兵之道、诡诈制胜的应敌策略、正合奇胜的善战原则三方面总结了邓艾的军事指挥艺术，探讨了邓艾作为军事指挥者的个人素质和魅力，同时指出了他的弱点。
关键词：军事指挥艺术；段谷之战；祁山斗阵；偷度阴平

作为曹魏灭蜀的功臣、姜维九伐中原的主要对手，邓艾在《三国演义》中的军事活动的确不算长，他自第一百十回时才姗姗登台，至第一百十九回匆匆退场，其间仅占十回文字，然文简并非事轻，书中他虽曾与姜维斗阵失利、派王瓘诈降失策，但段谷之战料敌如神、着着领先，三路夹攻大败蜀军；祁山斗阵后巧施反间计转败为胜；度阴平、取江油、占涪城、破绵竹、入成都，“使刘禅君臣面缚，叉手屈膝”［1］等等，都显示了他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的过人之处。

一、先谋后战的用兵之道

关于邓艾的深明兵法、熟谙用兵之道，《三国演义》中有过反复渲染：夏侯霸曾多次说过“艾年虽幼，而机谋深远”之类的话，廖化也曾说“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第一百十九回的叹诗更是称赞邓艾“自幼能筹画，多谋善用兵”。在这里，“机谋深远”也好，“足智多谋”、“多谋善用兵”也罢，说来说去，都落脚到一个“谋”字上。

我国历代杰出的军事家都强调“先谋后战”。孙武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2］，孙膑的“事备而后动”［3］，曹操的“欲攻敌，必先谋”［4］，都向我们揭示了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基本前提——先谋。在采取作战行动之前，必须先进行充分的谋划和准备，即我们今天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

《三国演义》中关于邓艾先谋后战的情节在涉及他的章节里几乎可以说比比皆是。但凡邓艾指挥的战役，于作战之前必见他有一番对敌对我深入浅出的评价和对战场发展趋势的预测，而且这种评价和预测往往十分准确。其中最典型的要数第一百十一回中邓艾的“料敌五出”论和段谷之战。

狄道之战后，姜维退兵钟提，陈泰认为“姜维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矣”，邓艾却“料蜀兵必出有五”，提出了著名的“料敌五出”论：“蜀兵虽退，终有乘胜之势；吾兵终有弱败之实：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锐之兵，容易调遣；吾将不时更换，军又训练不熟：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船行，吾军皆在旱地，劳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处皆是守战之地；蜀人或声东击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须分头守把；蜀兵合为一处而来，以一分当我四分：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陇西，则可取羌人之谷为食；若出祁山，则有麦可就食：其必出五也。”

处在胜利时刻的邓艾，冷静清醒地分析了敌我形势，看到了蜀军有利的点点滴滴，也没有回避己方不利的方方面面，“较之以计而索其情”［5］，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在此基础上，他准确判断出敌人的动向，先敌部署，先敌备战，因而等姜维杀奔祁山看见邓艾立下的九个寨栅，也不得不叹服：“今观邓艾所为，不在吾师（指诸葛亮——作者注）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邓艾对战场态势和敌军动向预先有了正确的估计，因而临战之时，蜀军换人不换马的诈术一出现，邓艾便敏锐地意识到“姜维不在此间，必取董亭袭南安去了”，从而做出决策：“陈将军可引一军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栅，便引兵袭董亭之路，先断姜维之后。吾当先引一军救南安，径取开城山。若先占此山头，姜维必取上圭阝。上圭阝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狭山险，正好埋伏。彼来争武城山时，吾先伏两军于段谷，破维必矣。”随后的抢占武城山，控制段谷，分兵夹攻蜀军，邓艾处处占了先着。事实上，姜维的攻武城山、取上圭阝、进段谷，着着在他谋算之内，段谷之战的大获全胜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诡诈制胜的应敌策略

军事指挥是一种克敌致胜的实践活动，它体现的是指挥者的智慧、谋略和运筹帷幄的才能。战争形势的变幻无常决定了用兵作战常需以诡诈多变取胜。此即《孙子兵法·军争篇》所云：“兵以诈立”。作为一种应敌策略，诡诈是以各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手段迷惑敌人，以达到自己某种既定目的。

作为精通兵法、战功赫赫的著名将领，邓艾多次纯熟地运用到诡诈制胜的应敌策略。《三国演义》中涉及邓艾的为数不多的几场战役中，施计用诈的就达四次之多。其中除派参军王瓘诈降未成外，其它三次是无往不利：狄道之战虚设火鼓二十余处迫姜维退屯钟提；与姜维祁山斗阵失利后，施反间计令后主召回姜维；长城之战五六番佯装应战拖延时日，固守待关中兵至，使姜维五伐中原终成画饼。细究起来，即便是施诈不成的那一次也实在不能怨邓艾诡诈之术用得不精不诡。王瓘设计之初，邓艾就曾说：“此计虽妙，只怕瞒不过姜维。”对此计的后果，他有正确的预料，只是当王瓘表示“愿舍命前去”时，他才心存一丝侥幸，而权且采用了比较活络的作法。
细考起来，邓艾施诈术往往都是在己方被动失利之时。狄道之战前，姜维依洮水部署背水阵取胜，“魏兵大乱，自相践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无数，斩首万余，垒尸数里”；祁山斗阵，魏兵遭蜀军两下夹攻，“艾舍命突出，身被四箭”，退至渭南；长城之战，“城已将陷，魏兵在城内嚎啕痛哭，声闻四野”。面对种种不利形势，邓艾从容应对：

狄道之战，他抓住姜维胜利后轻易冒进的骄兵心态，将《孙子兵法·计篇》中的“卑而骄之”反其意而用之——“骄而卑之”，虚设火鼓二十余处，让自以为是的姜维“只见周围皆是魏兵旗号”而成惊弓之鸟，退入剑阁，最终退屯钟提。
祁山斗阵失利，他从刘禅、姜维君臣关系入手，用反间计，“结连黄皓，布散流言，说姜维怨望天子，不久投魏”，使后主“星夜宣姜维入朝”，从而复得祁山寨。此所谓“亲而离之”［6］。

长城之战，他避敌锋芒，几次三番信誓旦旦“明日会战”，到明日却偃旗息鼓，坚守不出，单等司马昭关中兵至好三面攻敌。此为“强而避之”［7］。

三次转危为安、反败为胜，连用《孙子兵法·计篇》“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中之三招，可见邓艾对孙子所云“兵者，诡道也”［8］领会何其深刻。

三、正合奇胜的善战原则

邓艾指挥得最为出色的战役要数偷度阴平，他撇开姜维的主要防御方向剑阁，而选择蜀军没有布防的阴平，奇袭成功，取得了灭蜀战争的关键性胜利。邓艾的成功，首先在于他的大胆构想：“可引一军从阴平小路出汉中德阳亭，用奇兵径取成都，姜维必撤兵来救，将军乘虚就取剑阁，可获全功”。在这里，邓艾以钟会军为“正”兵与敌正面交战，以己军为“奇”兵出奇制胜，句句符合“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9］的作战原则。

孙子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10］。“善出奇”即我们常说的出奇制胜，指的是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用意想不到的战法，出其不意地突然打击它。而鬼谷子认为的“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 ［11］则是对这一作战思想的特殊强调。

邓艾偷度阴平之“奇”，不仅姜维没有料到，就连钟会初闻此计时也曾笑其不智。诚如毛宗岗在第一百十七回的回评中所言：“若夫造最险之谋，而经最险之地，犯最险之患，而成最险之功，则未有如邓艾之贯索于悬崖，裹毯于峭壁，持斧挟凿以行七百里无人之境者也”。但这决不意味着邓艾的“奇胜”靠的是侥幸式冒险。

除了敢于冒险的勇气，邓艾之所以能谈笑自若地夸口：“彼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靠的是他知己知彼的洞察力和深邃高远的谋划力。精明如他，一定早已料到蜀军所有的防御力量都集中在“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剑阁，而正面硬攻剑阁，势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要想速战速决，必须出奇招。“凝眸知地理，仰面识天文”的他，也不可能不知道摩天岭之西“皆是峻壁巅崖，不能开凿”，然而唯其绝险、无路可行，蜀军才疏于防范 ，才有机可乘；唯其绝险、无路可退，才能置己军于死地而后生，非度过摩天岭不可。当然，这一切，最根本的还在于他知道自己能一呼百应。所以，我们看到出发前和度摩天岭前两次作战动员，诸将都能毫不犹豫地说：“愿遵军令，万死不辞”、“愿从将军之令”，虽然他们十分清楚前路是怎样的险境，甚或绝路。

在这里，有另一个似乎是题外话的问题颇值得深究：邓艾凭什么一呼百诺？除了军法等外力，邓艾本身有一种什么样的人格魅力能让手下将士生死相随呢？度摩天岭时有一个细节大概能解释这个问题：“艾取毡自裹其身，先滚下去”。从这句话看，邓艾是度摩天岭第一人。这就足够了。在那样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有什么能比身先士卒更有号召力？《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中，议郎段灼上疏时曾说到一件事，可为其佐证：“昔姜维有断陇右之志，艾修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看来，邓艾这种表率作用决非一时一地之为，而是由来已久的。

“奇胜”是有效制敌的手段，是正确运用谋略的结果，同时也是指挥员精通兵法、洞察时事、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以及具有良好个人素质的反映。在作战中合理巧妙地运用奇兵是历代军事家重要的作战原则，也仍然是现代战争思想的精髓。

作为魏国后期的主要将领，邓艾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但作为一名军事家，邓艾“性刚急，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12］的弱点也是致命的。《孙子兵法·九变》曾论述过将帅的五种过失，其中之一即“忿速”——急躁易怒，而且明确指出，这是“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邓艾因为“性刚急”，才会逞一时之能，被姜维的“长蛇卷地阵”困在垓心，冲突不出；才会招致田续类小人的记恨，祸至杀身。因为“不能协同朋类”，才有“钟会忌艾威名，搆成其事。忠而受诛，信而见疑”［13］。“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14］，一位军事奇才的性格弱点和身后悲凉也是令人扼腕痛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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