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蜀假吴人之手杀关羽

拜读了盛巽昌研究员的近作“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见《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6期)后，感到盛文有一些地方不符合事实，现就下列问题与盛先生商榷，并求教于学界。
   
    是谁使用《三国演义》作史料
   
    盛文在“莫把小说充历史”段中指出:“朱文有两处似涉及混淆史事的文字:一是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关羽北征;二是关羽北征，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盛先生认为我的这两个观点都是来自于小说《三国演义》，“有极大的形象思维文化成分”。我认为盛先生的指责是主观臆断的。虽然《三国志》中对关羽北攻襄樊的军事行动是何人决策并无提及，但事关蜀汉北伐曹魏的军国大计，在其时都由蜀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汉中王刘备亲自决策当是毫无疑义的。关羽虽和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是刘备麾下的一员战将，汉魏之际，天下大乱，各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与部下皆已结成了君臣关系。关羽戎马一生，典军数十年，他难道会不懂得军人必须服从命令的天职。在没有成都蜀军统帅部的授意，亦即是刘备发出的最高指令，作为方面军指挥员的关羽怎么可能擅作主张，攻打曹魏的军事重镇——襄樊。盛文一方面指出关羽是“忠于刘备”的，一方面又说:“关羽因此乘势北上，并非是刘备所命”，岂非是自相矛盾，难圆其说。其实，古今中外，凡是重大战役都由军事统帅做出决策，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事常识，笔者虽然“不敏”，但总不至于连这一点常理都不懂，何至于要借助于《三国演义》来作为“史据”呢。
   
    关于诸葛亮是否是刘备的“军师”，是盛文对我质疑的主要内容，盛文中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又云诸葛亮曾任“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但有关“军师”名称及职掌的史料出自何处?盛文云:“三国时期确有军师官职，且还有前后左右中军师的名称，为压相府、将军府属官，均为第五品，多非军中官”(按:不知其史料来源)。但我却从《三国志》中觅出过硬史料，以确证盛先生此说不准确。其一，《三国志》卷六十《全琮传》曰:“赤乌九年，迁琮右大司马，左军师。”其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云:“(孙权)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汉制，大司马位居三公，为军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两汉时常以大司马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上，以示尊崇。众所周知，孙吴政权的官职仍然承袭汉制，难道朱然、全琮以左、右大司马身份兼任的右、左军师仅是丞相、将军府的属官，位居第五品?事实上，朱然、全琮两人因战功显赫，已被孙权擢为吴军的主帅，其“军师”身份已相当于吴主孙权的“参谋总长”了。
   
    盛先生既然知道诸葛亮担任过“军师将军”，又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硬要把“军师将军”和“军师”划清界限，不知其史据何在?凡治汉史者皆知，汉代将军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重号将军，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皆位比三公，地位尊贵。其二为杂号将军，地位略次于重号将军，位比九卿。杂号将军之名往往依事、因地、因性质或依所率兵种等而定，多有一定的意义。如汉武帝时，公孙敖率领骑兵进击匈奴，故被封为“骑将军”，杨仆率领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军征讨南越，故被封为“楼船将军”。东汉末年，孙坚因起兵讨伐董卓而被封为“破虏将军”;孙策起初依附于袁术，后因袁术潜号称帝，“孙策与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这样，孙策就成了征讨“逆贼”袁术的将军。可见，“杂号将军”之杂号并非是随心所欲而定，而是蕴涵其意义的。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并无官职，赤壁之战后，任“军师中郎将”，备取益州后，又加封亮为“军师将军”。毫无疑问，“军师将军”亦是杂号将军。其因乃是刘备此时尚未即位称帝，他自己也只是个“左将军”(且是个轻量级的重号将军)，所以不可能授予诸葛亮更高的“军衔”。诸葛亮是文官，而非武将，但东汉末年乃军阀争战厮杀之时，故谋臣文官大都有将军名号。诸葛亮一生“事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其出草庐至刘备自帝托孤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诸葛亮并未执政，其主要职责就是为刘备出谋划策，创立基业，诸葛亮以“军师将军”身份“署左将军(刘备)府事”不就是充分证明他的“军师”之职么。奇怪的是，盛先生不知依何为据，竟然得出了“军师将军”不是“军师”的结论。
   
    抑或我的考证尚不能令盛先生心悦诚服，这里我不妨再举两例，以资佐证。其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分册第268页“军师将军”条云:“官名，军师，掌监军务，三国蜀汉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其二，《辞海》第372页“军师”条曰:“古代官名，常监察军务，东汉、三国、晋都设置，如三国时魏以荀攸为军师，吴以朱然为右军师，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盛先生一再强调“莫把小说充历史”，言下之意，似乎笔者连《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区别都不知道了。在我看来，盛先生自己倒是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可能是疏忽，在盛文中就出现了《三国演义》的内容。盛文云:“刘备当时虽已据有两川，但还须巩固，刘备自建安十六年入川，为据西川就用兵三年。”所谓“两川”就是东川和西川，也就是巴蜀之地。但东、西两川都是《三国演义》的地理概念。如《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云:“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汉武帝时，将天下分为十三州，巴蜀之地称之为益州，《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只有巴蜀及益州的地理名称，而绝无“两川”及“东川”、“西川”之词。作为正式行政区划的两川是在唐代才出现的。《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曰:“唐至德二年(757年)十月，改蜀郡为成都府，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置节度使。”可见，“两川”的地理概念是唐代肃宗朝才有的。盛文又言道:“关羽北征始于汉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当时的背景是刘备已取得汉中(东川)。”据《后汉书·志第二十三》载:东汉益州共有十二郡国，而汉中仅是益州的一个郡。以汉中为东川亦是唐代之事，且东川的地域远不止汉中之地。唐代剑南东川辖有梓、遂、绵、普、陵、泸、荣、剑、龙、昌、渝、合十二州，约当今四川盆地中部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流域以东，和剑阁、青川等县地。总之，以两川来代替益州，罗贯中写小说可以无所顾忌，但学者在撰写三国史的学术论文似不拟使用，在下揣测，盛文中的笔误，恐怕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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